當知性的民主自由遇上感性的民族主義——論台灣海軍退役少校艦長呂禮詩現象的結構性意義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當知性的民主自由遇上感性的民族主義——論台灣海軍退役少校艦長呂禮詩現象的結構性意義










在當代台灣的公共論述場中,很少有一種場景,比「退役軍人公開稱讚對岸軍力,甚至以『祖國』相稱」更能激起情緒與爭議。當呂禮詩在中國語境中稱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壯盛,並以「祖國」指涉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輿論的反應往往迅速兩極化:有人視之為「講出現實的軍人」,也有人批評為「立場錯亂甚至危及國家認同」。

然而,若僅以「親中/反中」的政治標籤來理解這一現象,不僅過於粗糙,也遮蔽了更深層的問題。這件事真正值得探究的,是三種力量之間的張力:民主體制的言論自由、軍事專業的現實主義,以及民族認同的情感敘事。

一、軍事現實主義:專業判斷還是敘事選擇?

首先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近二十年來,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確經歷了快速而顯著的現代化。

從三艘航母編隊的成形、055型驅逐艦的大量建造,到遠洋補給能力與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戰略的成熟,中國海軍已從一支「近海防禦力量」,轉型為具備區域投射能力的現代海軍。這些變化,並非宣傳,而是可以透過衛星影像、公開軍事資料與國際智庫報告驗證的客觀現實。

在這個層次上,像呂禮詩這樣具有海軍背景的人,對解放軍海軍給予高度評價,並不奇怪。事實上,在冷戰時期,美國軍官也曾嚴肅評估蘇聯海軍的擴張,北約軍事學者亦長期研究對手的戰術與裝備優勢。

問題不在於「是否承認對手強大」,而在於「如何描述這種強大」。

當軍事分析停留在「戰力評估」層面,它仍屬於專業討論;但當語言開始引入「祖國」、「復興」、「崛起」等帶有情感與政治歸屬的詞彙時,分析就已經跨入敘事的領域。

二、語言的界線:從分析到認同的滑移

「祖國」這個詞,並非中性描述,而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語言選擇。

在中華民國的政治現實下,這個詞通常指向一種特定的國族認同;而當它被用來指涉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就產生了明顯的張力。這種張力,並不是來自法律上的禁止,而是來自象徵秩序的衝突。

在任何國家,退役軍人評論對手軍力並不罕見;但若進一步在語言上認同對方的國家敘事,就會引發質疑。例如,美國退役將領即便高度評價中國軍力,也絕對不會以「祖國」來稱呼中國;同樣地,歐洲軍官在分析俄羅斯軍事能力時,也不會在語言上認同俄羅斯的國族敘事。

因此,問題的核心不是「稱讚對手」,而是從戰略分析滑向政治認同的界線何在。

三、民主自由的悖論:允許,卻無法不爭議

這一現象之所以在台灣特別敏感,與其制度背景密切相關。

作為一個民主社會,中華民國保障言論自由,包含發表爭議性甚至不受歡迎的觀點。正因如此,像呂理詩這樣的言論,不僅可以出現,還可能透過媒體迅速擴散。

但也正因為自由,社會無法避免隨之而來的問題:

言論是否會影響公共信心?

軍事評論是否應承擔某種「公共責任」?

在面對潛在敵對力量時,言論自由是否存在實質邊界?

這構成一種典型的民主悖論:制度允許某些言論存在,但其後果卻可能對制度本身產生壓力。

四、民族主義的力量:不只是情緒,而是動員機制

將民族主義簡單理解為「感性」,其實低估了它的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建構的民族敘事,並非純粹情緒,而是一套高度系統化的論述體系,包括:

歷史敘事(清朝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屈辱與中國共產黨帶來的民族復興)

法理主張(「一個中國」原則,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富國軌跡(改革開放以來GDP普遍增長,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所得增加,都市樣貌不輸先進國家)

軍事象徵(強軍夢、陸海空與火箭軍--飛彈部隊--崛起並壯大、各式各型尖端武器與主戰坦克及匿蹤戰機及航母與軍艦大舉增加)

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一種「理性包裝的情感動員機制」,使民族主義既能訴諸情感,也能呈現為理性論證。

在這樣的語境中,當台灣的評論者使用相似語言時,其言論就容易被納入這一敘事體系之中,並在跨境傳播中被放大與再詮釋。

五、呂禮詩現象的結構性根源

將焦點只放在個人,會忽略更深層的結構問題。事實上,這一現象至少反映了三個更廣泛的背景:

1. 軍事專業與公共論述的落差

台灣的軍事專業知識在公共領域中相對薄弱,複雜的戰略問題往往被簡化為「誰強誰弱」的二元對立,使得語言更容易滑向情緒或敘事。

2. 歷史認同的延續與轉型

部分軍人世代的國族想像,仍承襲較早期的「中國」概念,與當前政治現實之間存在張力,這種張力在言論中不時浮現。

3. 媒體與傳播的放大效應

在當代媒體環境中,越具爭議性的言論越容易被擴散,而跨境媒體更可能選擇性引用,以服務其既有敘事。

六、結語:真正的問題,是敘事能力的競爭

回到原始命題:「知性的民主自由」是否會敗給「感性的民族主義」?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問題從來不是誰比較理性,而是:

誰能更有效地建構一套既有說服力、又能動員人心的敘事。

當呂禮詩的言論引發爭議時,它所揭示的,不只是個人的立場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在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崛起時,是否已經建立起足夠成熟的自我敘事:

能否同時承認現實威脅與維持制度信心?

能否在專業分析中避免落入對方的語言框架?

能否讓民主自由不僅是制度優勢,也成為敘事優勢?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那麼真正的風險,並不在於某一位退役艦長說了什麼,而在於——

當別人的故事說得更完整、更有力時,我們是否還有能力說好自己的故事。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還向全世界宣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對台灣政府而言,海峽對岸是一個敵國,而且這個敵國還一直以文攻(認知作戰)武嚇(實彈演習與軍機軍艦繞台)威脅台灣。

台灣的中階退役海軍軍官評述中國海軍強大壯盛,是一個現實的描述,無關對錯。但是,他領取台灣高額退休俸,卻認同敵對國中國為祖國,就越過紅線了。

台灣當局面對的困境就是2300萬人民當中,仍有一定比例受到中國民族主義影嚮,而在國家認同上站在對岸那邊。只是心嚮往之而無傷害台灣的言行舉止,不會被繩之以法。但是,像退役海軍少校呂禮詩的言行舉止,若有法律可依循就該法辦:判處刑期或大幅刪減其退休俸。若無法律可依循,就該趕緊立法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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