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真諦：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沒搞懂和平的真意就一直講兩岸和平，其兩岸和平論述太過粗糙，有讓台灣先香港化而後內地化的極高風險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沒搞懂和平的真意就一直講兩岸和平，其兩岸和平論述太過粗糙，有讓台灣先香港化而後內地化的極高風險。

人類的和平，並不是沒有對立，而是對立不再以強者支配弱者的方式解決。因此，一個看似沒有戰爭、但一方可以單方面決定另一方命運的秩序，從文明的標準來看，其實更接近叢林，而非和平。

如果把「和平」當作一個單純、無需分析的善，那麼幾乎所有政治論述都可以披上它的外衣；但一旦進入歷史與權力的脈絡，就會發現，「和平」其實從來不是一個中性的詞，而是一個需要被嚴格檢驗的概念。否則，它很容易從人類文明的最高理想，滑落為強權正當化自身支配的語言工具。

在人類尚未發展制度之前，正如黑猩猩社會，秩序確實可以透過壟斷暴力來達成。一隻最強勢的雄性控制資源與交配權，其餘個體在高壓之下服從，群體因此呈現出某種「沒有衝突」的狀態。但這種穩定，並非來自正義或共識，而是來自無法反抗。這樣的「和平」，本質上只是暴力的終局形式，是一種被壓制後的靜止。

人類文明之所以稱為文明，正是在於拒絕把這種狀態視為理想。法律、憲政、民主制度的發展，並不是為了消滅衝突，而是為了讓衝突在不訴諸暴力的情況下被處理。換言之，人類的和平，並不是沒有對立，而是對立不再以強者支配弱者的方式解決。因此，一個看似沒有戰爭、但一方可以單方面決定另一方命運的秩序，從文明的標準來看，其實更接近叢林，而非和平。

這個問題在國際政治中反覆出現，而最具警示性的例子，就是慕尼黑會議。當時英法領導人，特別是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相信只要滿足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土要求，就可以避免戰爭。協議簽訂後，張伯倫甚至宣稱帶回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然而歷史很快證明，這種以讓渡他國主權為代價的和平，並不是和平，而只是侵略的中繼站。當對方的權力不受約束，而讓步又被解讀為軟弱時，所謂的和平，只會鼓勵下一次更大的擴張。

這樣的歷史經驗，使我們在面對任何以「避免衝突」為名的政治主張時，都必須追問一個問題：和平是如何達成的？它的代價是什麼？誰擁有定義和平的權力？

在當代兩岸語境中，這個問題變得特別尖銳。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對外建構一套看似簡潔、實則高度策略性的三段論證：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論證的力量，不在於其邏輯嚴密，而在於它透過外交、經濟與國際組織的運作，被不斷重複並逐漸常識化。一旦第一與第二前提被接受，第三個結論就不再像是一種主張，而像是一種既成事實。

關鍵在於，這套論證在國際空間中運作時，往往與「和平」緊密綁定。接受這個框架，被描述為維持穩定、避免衝突的理性選擇；質疑或拒絕，則容易被標示為製造風險。於是，「和平」不再是一個需要雙方共同建構的狀態，而變成一個附帶條件：只有在接受特定政治前提的情況下，和平才被允許存在。

在這樣的語境中，「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說法之所以引發爭議，正因為它試圖在這套結構內部創造一個模糊空間。表面上，它聲稱雙方都承認「一個中國」，但可以各自表述其內容；然而，一旦將其置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一貫的立場之中，就會發現這種「各表」並沒有對等的詮釋權。當一方擁有軍事、外交與國際話語權，而另一方的表述無法在國際體系中被承認時，「各自表述」很容易淪為單方面解讀下的暫時性策略，而非真正的共識。

這也正是為何，「以和平之名」推動某種政治選擇時，必須格外謹慎。因為如果和平的前提，是預先接受一個已經將自身地位界定為「從屬」的框架，那麼這種和平，其實並不是雙方關係的結果，而是單方設定的條件。它不是透過協商產生的秩序，而是透過定義權力形成的秩序。

回到台灣的內部政治，「戰爭與和平」被作為選舉主軸，並不是新現象。將某一政黨的當選與戰爭風險直接連結，將另一政黨的路線等同於和平保障，這種敘事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抓住了人類最基本的恐懼。然而問題在於，它同時也簡化了現實：戰爭從來不是單一選舉結果所決定的，而是多重權力互動、戰略計算與誤判的產物。當複雜的國際關係被壓縮為「投票＝和平或戰爭」的二元選擇時，選民其實被迫在恐懼與承諾之間做出判斷，而不是在不同制度與價值之間進行理性比較。

真正的和平，因此不可能只是一個消極的狀態——沒有戰爭。它必須同時包含幾個條件：雙方在基本地位上的對等，人民對自身制度的自主決定，以及政治安排可以透過制度被修正的可能性。如果這些條件不存在，那麼即使沒有戰火，也只是把衝突壓抑在結構之中，等待下一次更劇烈的爆發。

從這個角度看，「和平」若被用來要求一方放棄其民主選擇、接受外部預設的政治框架，那麼它就不再是文明的成果，而更接近於對文明的逆轉。那不是人類超越黑猩猩社會的證明，而是某種形式的回歸——只是這一次，支配不再透過直接的暴力，而是透過語言、敘事與國際結構來完成。

歷史已經反覆提醒我們，沒有自由與對等作為基礎的和平，往往只是延後衝突的手段。而當「和平」本身被壟斷為某一種政治立場的專利時，真正需要被警惕的，或許不是戰爭的逼近，而是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一種將不對等關係重新包裝為和平的說法。

鄭麗文的兩岸和平論述太過粗糙，有讓台灣先香港化而後內地化的極高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