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伯拉罕協議(The Abraham Accords)是什麼?美國如何藉此協議來謀劃中東和平?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美國推動的《亞伯拉罕協議》(The Abraham Accords)是什麼?有可能藉此協議推進中東和平嗎?









**《亞伯拉罕協議》(The Abraham Accords)**自 2020 年由美國撮合簽署以來,無疑重塑了中東的政治版圖。這項協議將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共同的先祖「亞伯拉罕」作為命名,具有強烈的宗教和解意涵。

​以下將從其核心理念、已簽署國家、美國極力拉攏「沙烏地、阿聯、卡達」的深層戰略原因、除了外交建交外的實質合作內容,以及在當前中東多變局勢下,該協議的成功機率進行全面深度論述。

​一、 亞伯拉罕的精神意涵:美國眼中的中東大公約數

​亞伯拉罕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公認的先知與信仰源頭,該三個宗教通稱為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

在猶太傳統中,他是以色列人的始祖(源自亞伯拉罕嫡長子以撒以及以撒的兒子雅各);在伊斯蘭傳統中,他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源出於亞伯拉罕的庶長子以實馬利,即穆斯林所稱的易斯馬儀),也是堅定順從真主的典範。

美國政府在命名時,刻意拉高到宗教與歷史根源的層次,其初衷確實帶有宗教包容、求同存異的理想主義色彩:

​文明共存的願景: 美國希望凸顯「兄弟同源」的概念,促使猶太教國家(以色列)、多元宗教並存的國家(如黎巴嫩),以及阿拉伯與波斯等伊斯蘭國家,放下歷史與地緣政治的仇恨,尋求最大公約數。

​理想與地緣現實的差距: 雖然一神教同源是美好藍圖,但現實中中東局勢並非單純的宗教矛盾。冷戰後的兩大核心矛盾,一是**「以巴衝突」(涉及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與建國權利),二是「什葉派(以波斯人為主的伊朗為代表)與遜尼派(以阿拉伯人為主的沙烏地為代表)的地緣博弈」**。因此,美國推動此協議,形式上是宗教大和解,實質上是一場高度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重組」。

​二、 目前已加入亞伯拉罕協議的國家

​《亞伯拉罕協議》打破了以往「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阿拉伯國家才與以色列建交」的傳統框架(即 2002 年《阿拉伯和平倡議》的原則)。

​截至目前,已正式簽署並推進關係的國家與地區包括: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 2020 年 8 月率先宣布加入協議並與以色列建交,是協議最重要的推動者。

​巴林: 緊隨阿聯之後,於 2020 年 9 月宣布與以色列建交建交。

​摩洛哥: 2020 年 12 月加入,美國則以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地區的主權作為交換。

​蘇丹: 2021 年 1 月簽署聲明,美國將其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移除。不過因蘇丹隨後爆發國內軍事政變與內戰,批准程序實質停滯。

​其他近期進展: 近年隨着川普政府再次執政及外交推進,中亞的哈薩克、新宣布獨立並獲以色列承認的索馬利蘭(Somaliland)等,也相繼在不同程度上被納入協議體系或表達加入意願。

​三、 美國為何大力督促「沙烏地、阿聯、卡達」三國?

​阿聯雖然早已加入,但美國仍持續督促其深化合作;更關鍵的是,美國正不遺餘力地推動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加入。這三國在美國的全球與中東戰略中,具有無可替代的「皇冠之珠」地位:

​1. 沙烏地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終極地標」

​沙烏地是遜尼派老大哥,更是伊斯蘭兩大聖地(麥加與麥地那)的守護者。

​戰略合法性: 如果沙烏地與以色列建交,等於整個伊斯蘭和阿拉伯世界在意識形態上對以色列合法性的集體承認,以巴衝突將不再能作為反以的動員口號。

​對抗伊朗的防線: 美國的核心戰略是打造一個「中東版北約」(亞伯拉罕聯盟 Abraham Alliance)。沙烏地擁有強大財力與戰略縱深,是圍堵伊朗什葉派勢力擴張(抵抗之弧)的核心支柱。

​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經貿與科技的金融引擎

​阿聯是中東的金融、物流與創新中心。

​全面示範效應: 美國需要阿聯作為「繁榮和平」的樣板。當其他阿拉伯國家看到阿聯透過與以色列的合作,在 AI、半導體、海水淡化和軍事防空系統上獲得巨大紅利時,便會削弱反以陣營的凝聚力。

​3. 卡達:地緣政治的「超級調停者」與財政槓桿

​卡達的戰略地位極其特殊,它長期採取平衡外交。

​特殊中介角色: 卡達一方面是美國在海灣地區最大的軍事基地(烏代德空軍基地)所在地,另一方面又與伊朗共享天然氣田,且長期容留哈瑪斯(Hamas)和塔利班的外交辦公室,是中東多方勢力的關鍵調停人。

​斷絕激進組織金流: 美國大力督促卡達加入亞伯拉罕協議,是希望將卡達全面拉回親美、親以陣營,切斷其過去對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財政同情,進而徹底重塑加薩與中東的政治格局。

​四、 協議除了建交外,還有哪些具體內容?

​《亞伯拉罕協議》不僅僅是一張外交聲明,它更像是一份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框架協議。其核心內容主要涵蓋四大領域:

​1. 安全與軍事情報合作(防禦一體化)

​這是協議最實質、運作最頻繁的部份。面對伊朗的無人機和飛彈威脅,以色列與阿聯、巴林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熱線與情報共享機制。以色列的先進防空系統(如鐵穹、閃電飛彈)與美軍中東司令部(CENTCOM)整合,在雷達預警上形成區域聯防。

​2. 高科技、能源與經貿一體化

​自由貿易: 以色列與阿聯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雙邊貿易額迅速突破數十億美元。

​科技與醫療: 針對中東乾旱氣候,雙方在農業科技、基因組學、大數據及人工智慧(AI)等領域成立聯合研究中心。

​區域能源: 構建從海灣國家穿過約旦、以色列,延伸至歐洲的陸路運輸與能源管線,試圖改變全球供應鏈對霍爾木茲海峽的過度依賴。

​3. 民間社會與文化「暖和平」

​過去埃及、約旦與以色列的和平屬於政府層面的「冷和平」(民間依舊敵視)。《亞伯拉罕協議》強調「暖和平」,大力推動旅遊直航、學生交換、好萊塢式的文化交流,並在阿布達比興建了包含清真寺、教堂和猶太會堂的「亞伯拉罕諸教之家」(Abrahamic Family House)。

​五、 亞伯拉罕協議的成功機率與前景評估

​綜合地緣政治變數,該協議要在中東取得「全面且持久的成功」(即達到沙烏地、卡達加入,且中東不再爆發大規模戰爭的狀態),機率大約為 50% 至 60%。這是一個處於高度動態平衡、機會與危機並存的格局。

​促成成功的正面因素(機會點)

​美國的全力戰略加持: 無論是川普政府的強力施壓與盟友經濟誘因(如承諾與沙烏地阿拉伯簽署美沙共同防禦條約、支持並技術支援沙國的民用核能設施),還是美國對伊朗一貫的圍堵政策,都讓海灣國家在安全上強烈依賴這套體系。

​經濟與科技的互補性: 猶太人的創新科技與海灣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如阿聯、沙烏地的公共投資基金 PIF)結合,創造了巨大的經濟誘因。對許多年輕一代的阿拉伯技術官僚而言,現代化與發展經濟(如沙烏地《2030願景》)的重要性已超越了傳統的意識形態對立。

​阻礙成功的負面因素(致命傷)

​巴勒斯坦問題的「迴力鏢效應」: 這是協議的最大死穴。歷史證明,繞過巴勒斯坦問題的和平是脆弱的。近年來加薩地帶及周邊的激烈衝突,激起了整個阿拉伯社會民間的強烈憤怒。

​沙烏地的最新態度: 面臨巨大的民間壓力,沙烏地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BS)近期已多次明確重申:在巴勒斯坦建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取得不可逆的進展之前,沙烏地絕不可能與以色列實現外交正常化。

​伊朗與「抵抗之弧」的反彈: 亞伯拉罕協議愈成功,被排斥在外的伊朗、敘利亞、葉門胡塞組織、黎巴嫩真主黨、加薩的哈瑪斯等「抵抗之弧」陣營的危機感就愈重。這可能促使伊朗採取更激進的代理人戰爭或核武擴張來打破圍堵,反而加劇區域動盪。

​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的結構矛盾: 亞伯拉罕協議推動的是「阿拉伯-以色列」和解,但中東另一大板塊是波斯人(伊朗的主要民族,而且是伊斯蘭什葉派的第一大國)。只要波斯與阿拉伯、猶太陣營的結構性矛盾未解,大公約數就缺了一角。

​六、 結論

​《亞伯拉罕協議》是美國在中東進行的一場宏大地緣政治實驗。它成功地讓以色列走出長達數十年的外交孤立,開創了與部分阿拉伯國家「暖和平」的先河,並在經濟、安全上展現了驚人的整合力。

​然而,要達到亞伯拉罕精神中「諸教共存、中東永久和平」的終極公約數,單憑排除特定對象的防禦聯盟是難以企及的。如果美國與以色列無法在巴勒斯坦建國問題上做出實質妥協,且無法將伊朗等波斯什葉派勢力納入某種區域安全對話框架中,那麼《亞伯拉罕協議》可能只會成為海灣遜尼派與以色列反伊朗的「戰略聯姻」,而非真正覆蓋整個中東的和平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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