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同一波神權—威權失效（阿拉伯之春），會導向三種完全不同的結果，而且為什麼第三種如此罕見、脆弱、幾近偶然？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為什麼同一波神權—威權失效（阿拉伯之春），會導向三種完全不同的結果，而且為什麼第三種如此罕見、脆弱、幾近偶然？

下面以三個案例為主軸，把它們提升為一個可重複適用的政治理論說明。

阿拉伯之春本質上不是一場「民主革命」，而是一場合法性全面破產的集體爆發。不論是世俗威權還是宗教威權，人民拒絕的並不是某一個政策，而是整個統治敘事：你不再代表正義、秩序或未來。問題從一開始就不是「誰上台」，而是：在舊的合法性死亡之後，什麼力量有能力、也有意願接住這個真空。

一、埃及：第一種終局──軍事強人上台，不是反革命，而是「秩序替代」

埃及的路徑，常被描述為「民主失敗」或「革命被偷走」，但這其實低估了問題的深度。真正的關鍵在於：埃及社會沒有任何一個非軍事組織，能同時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能在全國範圍內動員；

第二，能被視為避免內戰的力量；

第三，能即刻接管國家機器。

穆斯林兄弟會能動員，但它本身就是高度爭議性的宗教政治力量；

自由派與青年運動有象徵性，卻沒有組織密度；

國家行政體系與經濟命脈，則始終掌握在軍方手中。

在這種結構下，軍事強人不是「奪權者」，而是唯一被多數人視為「不會讓國家立刻崩解」的選項。人民不是熱愛軍事統治，而是恐懼無政府狀態。這正是前面反覆指出的主題：逃避自由的集體選擇。

因此，埃及的第一種終局不是例外，而是在高度軍事化國家中最具機率的結果。神權與威權失效後，軍隊不需要神話，只需要秩序恐懼。

二、敘利亞：第二種終局──內戰，不是革命升級，而是暴力壟斷破裂

敘利亞的情況則代表了另一種結構性失敗：當沒有任何一方能重新建立暴力壟斷時，國家就不再是單一行為者。

阿薩德政權的神話在阿拉伯之春中迅速崩解，但與埃及不同的是，敘利亞軍隊本身就不是一個「國家軍隊」，而是一個高度宗派化、家族化的安全網絡。當鎮壓開始失效，裂解幾乎是必然的。

這裡必須強調一點：敘利亞陷入內戰，不是因為反對派太激進，而是因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替代中央暴力壟斷。一旦這個壟斷破裂，局勢就不再由政治決定，而是由武器、資源、外部勢力共同塑造。

此時，「革命」這個詞本身已經失效，取而代之的是：

軍閥化、代理戰爭、宗派動員、難民化社會。

這是一種主權解體型終局，代價最高，復原最難。內戰從2011年開始，到2024年才結束。

三、突尼西亞：第三種終局──談判式轉型，為什麼如此罕見

突尼西亞之所以特殊，不在於人民比較「民主」，而在於它同時滿足了三個極少同時出現的條件。

第一，軍隊規模小、政治化程度低，無力也無意接管國家；

第二，伊斯蘭政黨（如安那達黨）願意接受退讓，而非壟斷真理；

第三，世俗菁英、工會與公民社會仍保有組織連續性。

換言之，突尼西亞不是因為「理想主義成功」，而是因為沒有任何一方有能力把全部權力吃下來。在這種相互制衡卻又彼此恐懼的結構下，談判反而成為理性選項。

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第三種終局如此脆弱：

它不是建立在壓倒性的力量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克制的疲憊感之上。

一旦經濟惡化、外部壓力增加，這種脆弱平衡就很容易倒退。

四、三種終局背後的共同邏輯

把這三個案例放在一起，其實已經指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

阿拉伯之春不是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而是被各自的國家結構推向不同的結局。

不是「人民想要什麼」，

而是「誰能在合法性死亡後，接住秩序」。

五、一句總結，作為這一整條論述的理論核心

當神權與威權同時失效，

政治的未來不取決於理念的高尚，

而取決於：

是誰能在混亂邊緣，提供最低限度的秩序，

並且願意不把那份秩序神聖化。

埃及，有秩序，無自由；

敘利亞，無秩序，無國家；

突尼西亞，短暫地，嘗試在沒有神話的情況下治理自己。

而這，也正好回應了核心問題：

人民是否能承受沒有終極保證的自由？

歷史給出的答案是：

極少數可以，而且需要非常特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