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後：為何推翻神權並不保證自由得以存活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自由之後：為何推翻神權並不保證自由得以存在

自由之後：為何推翻神權並不保證自由得以存活

——論「逃避自由」、世俗強人與國族主義的結構性回歸風險

一、問題的真正嚴重性：這不是過渡期的枝節問題，而是文明心理的斷層

「推翻伊朗神權政權之後，人民會不會因承擔不了自由的責任，而逃避自由，轉而擁抱世俗強人與國族主義？」

這個問題之所以尖銳，不在於它是否政治不正確，而在於它觸及了一個自由主義長期迴避的核心事實：

自由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而是高度不自然、反直覺、反心理舒適的制度安排。

神權政治之所以能長期存在，不只是因為暴力或洗腦，而是因為它成功回應了人類對「意義確定性」的深層需求。當這種體制被推翻時，隨之而來的，並不只是政治解放，而是意義結構的全面崩塌。而人類對這種崩塌的耐受力，遠比自由派想像得低。

二、神權政權真正留下的遺產：不是信仰，而是人格結構

長期生活在神權體制下的人民，並不是單純「被壓迫者」，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被塑造成一種特定的人格結構。

這種人格結構具有幾個深刻特徵：

它習慣於外在權威給出終極答案；

它傾向將責任向上轉移，而非向內承擔；

它將服從理解為道德安全，而將選擇視為風險。

在這種結構中，「正確」比「自由」重要，「被引導」比「自行判斷」安全。

神權政權的可怕之處，恰恰在於它讓這種人格結構看起來合理、甚至高尚。

因此，當神權崩解，自由並不是以「解放」的形式出現，而往往以「被遺棄」的形式降臨。

人民第一次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神、沒有革命、沒有歷史使命，那錯誤算誰的？

三、自由的心理代價：為何「沒有人替我負責」比壓迫更可怕

自由政治的核心要求，不是投票，也不是言論，而是承擔後果的能力。

這意味著三件極其沉重的事情：

第一，錯誤不再能歸咎於權威；

第二，失敗不再能被解釋為「必要的犧牲」；

第三，苦難可能真的「沒有意義」。

這正是佛洛姆 (Erich Fromm) 所謂「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的心理根源。

人類並非天生追求自由，而是追求心理可承受性。當自由意味著長期不確定、道德孤獨與存在焦慮時，人類極容易得出一個結論：

與其承擔自由的重量，不如交出自由，換取確定性。

這不是道德墮落，而是心理防衛。

四、為何神權崩解後，世俗強人特別具有吸引力

世俗強人並不是神權的反面，而是它的心理繼承者。

強人政治之所以在後神權社會中迅速崛起，原因不在於它更自由，而在於它成功保留了三個神權時代的關鍵功能：

它提供簡單因果：

——問題不是結構性的，而是「有人在破壞」。

它提供集體尊嚴：

——不是你失敗了，是我們被羞辱了。

它提供責任轉移：

——把決定交給我，我替你扛。

對一個剛失去神學保證的社會而言，這種敘事幾乎是心理止痛藥。

民族主義在此扮演的角色，正是「世俗化的救贖神話」：

它不需要上帝，卻同樣承諾歷史站在我們這邊。

五、歷史的冷酷證詞：自由並不自動勝出

如果我們誠實看待歷史，就必須承認：

神權或極權崩解之後，自由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案例。

不是因為人民不值得自由，而是因為自由需要的條件，遠比「推翻暴政」苛刻。

當經濟崩潰、秩序失控、外部威脅並存時，抽象的自由權利往往輸給具體的安全承諾。

在這種情況下，強人並不是被誤選的，而是被理性選擇的。

這一點對伊朗尤其殘酷。

伊朗同時具備三個高度危險條件：

深層國家（革命衛隊）；

強烈的歷史民族敘事；

長期的外部制裁與敵對。

這正是孕育「世俗威權＋國族動員」的完美溫床。

六、那是否意味著悲觀宿命？不完全是，但代價極高

即便如此，結論仍不能簡化為「伊朗必然走向強人政治」。

歷史同樣顯示，某些社會確實學會了承受自由，但條件極為苛刻。

關鍵不在於文化優越，而在於是否做到三件事：

第一，自由被去神聖化。

它不被描述為救贖，而被描述為不完美的管理方式。

第二，政治被降級。

沒有「偉大復興」，只有笨拙協調。

第三，失敗被正常化。

錯誤不是背叛，而是制度的一部分。

這樣的自由，不激動人心，卻相對穩定。

七、結論：真正的危險不是自由，而是把自由當成答案

所以，回到原本問題，最誠實的回答是：

是的，人民完全可能因承受不了自由的重量，而逃避自由，轉向世俗強人與國族主義。

但這不是因為人民不成熟，而是因為：

任何被期待填補意義真空的政治制度，都終將被重新神聖化，並再次壓迫人。

自由若被當成「終極解答」，

它就會立刻失敗。

真正可承受的自由，反而是一種拒絕承諾救贖的政治狀態。

收尾一句（不安慰，也不煽情）

自由的最大考驗，不是推翻暴政的那一刻，

而是在人們發現：

沒有任何東西會替我們保證歷史正確之後，

我們是否仍願意彼此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