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神權無法再令人信服時，世俗政治是否真的比較安全？還是只是換了一套新的「絕對性」來填補同一個真空？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當神權無法再令人信服時，世俗政治是否真的比較安全？還是只是換了一套新的「絕對性」來填補同一個真空？

這是一個直指現代政治核心的問題，而且答案並不安慰人。**神權的崩解，並不自動帶來溫和、理性與安全的世俗政治；它更常帶來的是「絕對性的轉移」，而非「絕對性的消失」。**換句話說，真空很少保持真空。

當神權仍然有效時，政治秩序至少有一個清晰的終極來源：神的旨意。這個來源可以被質疑、被濫用、被暴力維持，但它在心理與象徵層面上，提供了一種「超越歷史」的正當性。一旦神權瓦解，並不是所有社會都能立即接受一個冷靜的結論──世界沒有終極保證，政治只能是有限理性的安排。多數社會首先面對的，其實是失序與焦慮。

因為神權的功能，不只是統治工具，它還承擔了三個深層角色：

第一，提供終極意義；

第二，裁決不可爭論的問題；

第三，替人承擔不確定性的重量。

當這三個角色突然消失，人們並不是立刻變得成熟，而是暴露於一種心理與政治的裸露狀態之中。

從歷史經驗看，神權崩解後的世俗政治，大致會走向三條不同但彼此可轉換的路徑。

第一條路徑，是有限性的世俗政治。

這是最理想、但也是最困難的一條。它承認沒有任何制度、理念或領袖能代表終極真理；政治只是用來管理衝突、降低暴力、延緩災難的工具。在這條路徑中，法律是可修正的，權力是可輪替的，政策是可錯誤的。它的穩定性不是來自信仰，而是來自程序、妥協與時間。

這樣的世俗政治確實比較安全，但它對人民的要求極高：

人民必須能承受沒有神、沒有歷史必然性、沒有命定領袖的世界。

也就是先前問過的問題──人民是否能承受「沒有終極保證的自由」？

現實是：很多社會，不能。

於是，第二條路徑出現了：世俗化的絕對性替代物。

當神不再令人信服，政治往往不會變得謙卑，而是轉向新的「世俗神祇」。這些替代物表面上是理性的、歷史的、科學的或民族的，但在結構上，它們與神權極為相似，因為它們同樣聲稱：

「我們掌握了不可質疑的終極原理。」

這些替代性的絕對性包括但不限於：

民族（Nation）

人民（The People）

歷史必然性（History）

革命正統（Revolution）

安全與秩序（Security）

它們的共同特徵是：

一旦被質疑，反對者就不再只是政見不同，而是被指控為「背叛民族」、「違逆歷史」、「破壞安全」、「站在錯誤的一邊」。

這正是20世紀極權政治的核心邏輯。

納粹不是神權國家，但「民族—元首—歷史使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準宗教體系；

史達林主義否定上帝，卻以「歷史法則」取而代之；

毛主義摧毀宗教，卻把革命正統神聖化。

在這些體制中，神死了，但神的位置被更粗暴、更不可反駁的東西佔據了。

第三條路徑，是與伊朗問題直接相關的：神權崩解後的「強人世俗化」。

當神權不再被相信，但社會又無法承受多元、不確定與責任分散時，人們往往會選擇一個看似世俗、實則功能等同於神的存在──強人。

強人不需要宣稱自己是神的代理人，他只需要承諾三件事：

我能讓混亂停止；

我能替你做決定；

我能讓你不必再思考。

這正是威瑪德國的經驗，也是一再重演的現代劇本。

人民不是被剝奪自由，而是主動交出自由，因為自由的心理成本太高。

因此，回到問題本身：

當神權無法再令人信服時，世俗政治是否真的比較安全？

答案是：

只有在它拒絕成為新的絕對性時，才比較安全。

而這恰恰是最難做到的事。

因為世俗政治若要真正安全，必須同時接受三個極不討喜的前提：

第一，政治沒有終極答案；

第二，制度會失敗，人會犯錯；

第三，沒有人、沒有理念，能替人民免除承擔後果的責任。

這不是英雄敘事，而是一種「去神話化」的政治成熟。

最後，用一句話收束這整個問題的核心：

神權的終結，不保證自由；

它只創造了一個空位。

那個空位，要嘛被制度的有限理性填補，

要嘛被新的世俗神話佔據。

真正的危險，不在於有沒有神，

而在於人是否仍然渴望一個不可質疑的東西，來替自己承擔自由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