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書評《霍梅尼的幽靈 : 伊朗革命與好戰伊斯蘭的崛起 》《Khomeini’s Ghost: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書介書評《霍梅尼的幽靈 : 伊朗革命與好戰伊斯蘭的崛起 》《Khomeini’s Ghost: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作者：Con Coughlin

一、導論：為何是「幽靈」而不是「遺產」？

Con Coughlin 為本書所選的書名 Khomeini’s Ghost，本身即是一個高度政治化、亦高度理論化的判斷。

「幽靈」意味著：霍梅尼的影響並非僅以制度、文本或歷史記憶的形式存在，而是一種持續滲入現實政治、卻難以被正式清算或終結的力量。

本書的核心命題並非單純宣稱「霍梅尼影響深遠」，而是更進一步指出：

1979 年伊朗革命首次成功地將「激進宗教道德」與「現代國家主權」徹底縫合，從而為後冷戰世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政治暴力正當化範式。

在 Coughlin 看來，這才是霍梅尼真正的歷史突破——不是推翻君主制，而是證明宗教革命可以不經世俗化，直接奪取並長期壟斷國家權力。

二、革命前史：霍梅尼如何將什葉派神學「政治化」

本書前段花費相當篇幅描寫霍梅尼在庫姆的神學養成，但其重點並不在於教義細節，而在於神學角色的轉換。

在傳統什葉派中，烏里瑪（ʿulamaʾ）多半扮演道德仲裁者與末世等待者的角色，政治權力被視為暫時而可疑的存在。然而霍梅尼的關鍵創新，在於他將：

殉難敘事

反暴政倫理

伊瑪目缺席的末世神學

重新詮釋為**「神職者有義務直接接管世俗權力」**的理論依據。

Coughlin 強調，這一轉向並非神學自然演化，而是對現代民族國家現實的激進回應。霍梅尼並不是拒絕現代性，而是拒絕世俗化版本的現代性。

三、革命本身：群眾動員與政治神話的生成

在描述 1978–1979 年革命過程時，本書刻意淡化「自發性革命」的浪漫敘事，轉而凸顯象徵政治的操作。

霍梅尼在流亡期間，透過錄音帶、清真寺網絡與宗教節期，成功完成三件事：

將反沙（Shah，波斯語皇帝、國王）的不滿「神聖化」

將政治犧牲「殉道化」

將個人形象「超歷史化」

在 Coughlin 的分析中，霍梅尼已不再只是政治領袖，而是一個可被無限投射的革命符號。這為日後神權政治的不可挑戰性奠定了心理基礎。

四、關鍵論證一：革命後的真正斷裂點——「宗教佔領國家」

本書最具分析深度的段落，並非革命本身，而是革命「成功之後」。

Coughlin 明確指出，1979 年後伊朗的真正轉折，不在於伊斯蘭共和國的成立，而在於：

霍梅尼迅速將革命道德轉化為制度性暴力，並以神學名義取消任何替代性革命詮釋。

革命法庭、革命衛隊與「反革命」罪名，並非臨時措施，而是一套防止革命被再革命的結構性設計。

此處，本書隱含一個重要理論判斷：

一旦宗教成為國家主權的來源，它就必須摧毀所有其他詮釋上帝意志的可能性。

五、關鍵論證二：「法學家監護制」作為反民主的設計

Coughlin 對「法學家監護制」 （Velayat-e Faqih） 的分析，雖非神學細讀，卻在政治層面極為精準。

他指出，該制度的真正功能不在於治理效率，而在於：

永久懸置人民主權

將選舉降格為枝節性程序

使「神意」成為無法被問責的最高權威

因此，「霍梅尼的幽靈」首先是一種制度幽靈：

即便領袖更替、政策轉向，神權否決權仍如陰影般籠罩所有政治行動。

六、關鍵論證三：伊朗革命如何重塑「激進伊斯蘭的想像」

本書最具爭議、也最具啟發性的論點，在於對全球激進伊斯蘭的解釋。

Coughlin 並未主張遜尼派激進組織直接承襲什葉派神學，而是指出：

伊朗革命證明了一件事：宗教可以成功擊敗世俗國家，並以暴力建立長期政權。

這種「成功案例」本身，改變了整個伊斯蘭世界對政治可能性的理解。

在此意義下，霍梅尼的幽靈不在教義，而在革命方法論。

七、侷限與批判：一部清醒但不無偏向的作品

必須指出，本書仍帶有明顯的英美國家安全敘事色彩：

對伊朗內部改革派的社會根基著墨有限

對反帝國主義歷史記憶缺乏情感理解

對什葉派神學內部歧異處理較為工具化

然而，這些限制並未削弱其主要判斷的有效性。

八、結論：霍梅尼的幽靈，與神權政治的宿命

《Khomeini’s Ghost》最終傳達的，並非單純的反伊朗立場，而是一個更普遍的警告：

當宗教不再制衡權力，而是自我神聖化為權力本身時，它將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

在這個意義下，霍梅尼的幽靈並非伊朗特例，而是所有政治宗教化實驗的共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