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的新典範之一：總體國力競爭時代的來臨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國際關係的新典範之一：總體國力競爭時代的來臨——為何二十世紀的理論，已不足以解釋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導言：我們正站在一個新時代的入口
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
十九世紀的歐洲，列強競逐殖民地，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帝國以軍隊、艦隊和殖民地衡量國力，於是形成了均勢政治（Balance of Power）的思想。二十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Cold War），核武（Nuclear Weapons）、意識形態（Ideology）以及軍事同盟（Military Alliance）成為國際政治的核心，因此現實主義（Realism）、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等理論相繼興起，試圖解釋國家為何競爭、為何合作，以及戰爭如何避免。
冷戰結束後，許多人曾相信，人類已經走向另一個時代。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權。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似乎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中提出著名的「歷史終結論」（End of History），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可能代表人類政治制度演進的最終方向。
另一位政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則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制度化合作日益深化，各國將透過國際制度降低衝突成本，增加合作利益。
二十一世紀初期，世界似乎也確實朝這個方向前進。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全球供應鏈快速形成，跨國企業在不同國家設計、製造、組裝與銷售產品。「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地球村」（Global Village）、「全球化紅利」等概念一度成為時代最流行的詞彙。許多人相信，經濟互賴越深，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便越低。
然而，歷史再次證明，人類社會並非依照任何單一理論發展。
近十餘年來，世界局勢出現劇烈變化。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Crimea），2022年俄烏戰爭全面爆發；美中關係由合作轉向全面競爭，從貿易戰（Trade War）迅速擴大為科技戰（Technology War）、晶片戰（Chip War）、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競賽及供應鏈重組（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反覆升高，紅海（Red Sea）航運受到武裝組織威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內部則因軍費分擔、戰略重心與對中政策出現新的歧見。
如果仔細觀察，人們會發現，今日國際政治最大的改變，並非只是衝突增加，而是競爭的內容已經徹底改變。
二十世紀的大國競爭，主要圍繞著三個面向：政治、外交與軍事。
今天的大國競爭卻已經擴展到幾乎所有國家力量。
晶片（Semiconductor）成為戰略物資，高頻寬記憶體（High Bandwidth Memory, HBM）影響人工智慧發展；極紫外光曝光機（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EUV）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高科技設備；人工智慧模型的運算能力（Computing Power）被視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資料中心（Data Center）、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低軌衛星（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海底電纜（Submarine Cable）、稀土（Rare Earth Elements）乃至人才流動，都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
另一方面，企業的角色也發生根本變化。
過去，企業主要是市場經濟的參與者；今天，許多企業已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資產。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SMC）不只是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企業，更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支柱；輝達（NVIDIA）設計的人工智慧晶片，已成為各國競逐算力的重要基礎；荷蘭艾司摩爾公司（ASML）生產的EUV曝光機，更成為各國科技政策與外交角力的重要焦點。
這些企業所做的每一項商業決策，都可能影響國際政治。
同樣地，政府的每一項外交決策，也可能改變全球企業的投資方向。
政治與經濟、國防與科技、企業與國家之間的界線，正在迅速消失。
如果說十九世紀列強競逐的是殖民地，二十世紀大國競逐的是意識形態，那麼二十一世紀的大國競逐的，則是科技、供應鏈、資料、人才、能源、金融與全球規則的制定權。
換言之，今天世界最大的變化，不是戰爭重新出現，而是競爭已經從單一領域擴展為整個國家體系的全面競爭。
這也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果世界已經改變，那麼我們理解世界的方法，是否也應該改變？
從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到肯尼斯．華茲（Kenneth N.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再到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這些理論仍然可以解釋大國為何競爭；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仍然有助於理解國家影響力；羅伯特．基歐漢的制度理論依然能說明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然而，它們是否足以解釋晶片出口管制、人工智慧競賽、供應鏈重組、企業地緣政治化，以及和平時期全面動員國家資源進行競爭的新局面？
答案恐怕是否定
的。
這並不是因為前人的理論錯了，而是因為世界已經走進另一個時代。
正如蒸汽機改變了十九世紀，核武改變了二十世紀，人工智慧、半導體、全球供應鏈與數位科技，也正在改變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
因此，今天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不只是國家戰略，更是國際關係理論本身。
而本文所要探討的，正是這個問題：二十世紀建立的國際關係理論，究竟還能解釋多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如果已經不足，我們又應該如何建立一套更符合當代現實的新分析架構？
十九世紀的歐洲，列強競逐殖民地，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帝國以軍隊、艦隊和殖民地衡量國力，於是形成了均勢政治（Balance of Power）的思想。二十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Cold War），核武（Nuclear Weapons）、意識形態（Ideology）以及軍事同盟（Military Alliance）成為國際政治的核心，因此現實主義（Realism）、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等理論相繼興起，試圖解釋國家為何競爭、為何合作，以及戰爭如何避免。
冷戰結束後，許多人曾相信，人類已經走向另一個時代。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權。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似乎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中提出著名的「歷史終結論」（End of History），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可能代表人類政治制度演進的最終方向。
另一位政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則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制度化合作日益深化，各國將透過國際制度降低衝突成本，增加合作利益。
二十一世紀初期，世界似乎也確實朝這個方向前進。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全球供應鏈快速形成，跨國企業在不同國家設計、製造、組裝與銷售產品。「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地球村」（Global Village）、「全球化紅利」等概念一度成為時代最流行的詞彙。許多人相信，經濟互賴越深，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便越低。
然而，歷史再次證明，人類社會並非依照任何單一理論發展。
近十餘年來，世界局勢出現劇烈變化。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Crimea），2022年俄烏戰爭全面爆發；美中關係由合作轉向全面競爭，從貿易戰（Trade War）迅速擴大為科技戰（Technology War）、晶片戰（Chip War）、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競賽及供應鏈重組（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反覆升高，紅海（Red Sea）航運受到武裝組織威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內部則因軍費分擔、戰略重心與對中政策出現新的歧見。
如果仔細觀察，人們會發現，今日國際政治最大的改變，並非只是衝突增加，而是競爭的內容已經徹底改變。
二十世紀的大國競爭，主要圍繞著三個面向：政治、外交與軍事。
今天的大國競爭卻已經擴展到幾乎所有國家力量。
晶片（Semiconductor）成為戰略物資，高頻寬記憶體（High Bandwidth Memory, HBM）影響人工智慧發展；極紫外光曝光機（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EUV）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高科技設備；人工智慧模型的運算能力（Computing Power）被視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資料中心（Data Center）、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低軌衛星（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海底電纜（Submarine Cable）、稀土（Rare Earth Elements）乃至人才流動，都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
另一方面，企業的角色也發生根本變化。
過去，企業主要是市場經濟的參與者；今天，許多企業已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資產。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SMC）不只是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企業，更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支柱；輝達（NVIDIA）設計的人工智慧晶片，已成為各國競逐算力的重要基礎；荷蘭艾司摩爾公司（ASML）生產的EUV曝光機，更成為各國科技政策與外交角力的重要焦點。
這些企業所做的每一項商業決策，都可能影響國際政治。
同樣地，政府的每一項外交決策，也可能改變全球企業的投資方向。
政治與經濟、國防與科技、企業與國家之間的界線，正在迅速消失。
如果說十九世紀列強競逐的是殖民地，二十世紀大國競逐的是意識形態，那麼二十一世紀的大國競逐的，則是科技、供應鏈、資料、人才、能源、金融與全球規則的制定權。
換言之，今天世界最大的變化，不是戰爭重新出現，而是競爭已經從單一領域擴展為整個國家體系的全面競爭。
這也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果世界已經改變，那麼我們理解世界的方法，是否也應該改變？
從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到肯尼斯．華茲（Kenneth N.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再到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這些理論仍然可以解釋大國為何競爭；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仍然有助於理解國家影響力；羅伯特．基歐漢的制度理論依然能說明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然而，它們是否足以解釋晶片出口管制、人工智慧競賽、供應鏈重組、企業地緣政治化，以及和平時期全面動員國家資源進行競爭的新局面？
答案恐怕是否定
的。
這並不是因為前人的理論錯了，而是因為世界已經走進另一個時代。
正如蒸汽機改變了十九世紀，核武改變了二十世紀，人工智慧、半導體、全球供應鏈與數位科技，也正在改變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
因此，今天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不只是國家戰略，更是國際關係理論本身。
而本文所要探討的，正是這個問題：二十世紀建立的國際關係理論，究竟還能解釋多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如果已經不足，我們又應該如何建立一套更符合當代現實的新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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